清洁海绵

  1978年，我考入铜仁师范专科学校。通常情况下，大专要读三年。但那一届很特殊，只读不到两年就毕业了。而大学本科要读四年，我们比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进入大学校门的本科生，还要早一年踏入社会。

  物以稀为贵。恢复高考最早的那几年，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并不多，所以几乎个个都是那个时代的香饽饽。况且，我们还是铜仁师专的首届毕业生。

  拨乱反正，百废待兴，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高学历的人。县委办公室招收秘书工作人员，派人前来对我进行考察，要求写一篇与水泥厂有关的文字材料。这里的情况我十分熟悉，写这类题材得心应手。于是，就围绕县城修建东门钢筋混凝土大桥，水泥厂是如何克服困难，生产高标号水泥一事，写了一份调查报告。

  对我交上的答卷，县委常委，县委办公室主任金肇很满意。当然，我能顺利通过考察，主要还是我师专的毕业档案里，有过硬的成绩。打开卷宗，我毕业成绩总分为全班前几名，是班里为数不多两年均被评为的三好学生，又是班委成员和校学生会干部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在我毕业前的一年，父亲的冤案得到了彻底昭雪。我如今不再是黑五类子女，变成了响当当的红二代。

  于是，我顺利通过了考察，于1981年下半年，走进了县委大院。原计划我是调县委办公室的，但县委农村工作部更缺少人。经过协商调整，我就成为农工部的工作人员。

  县农工部和县农委，两块牌子，一套人马，是县委县政府重要工作部门。农工部是党委机构，主要工作任务是保持与各区镇党委办公室的农情联系。农委则为政府系统，管辖有农业局，林业局，水电局，畜牧局，气象局，乡镇企业局和县农场等多个单位。农工部或农委都是混合呼叫，喊什么名称都对，只是部门的两位领导，当时县委组织部下文任命时的职务为主任而不是部长。

  县农委人员十分精干，只有5人。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叫任永祥，另一位副主任是张金桥。工作人员有我，何全基和刘先和。

  县委和县政府对农工部即农委的工作格外的重视，都分别安排有分管领导。时任县委书记石国生，也很关注我们的工作。县委大楼有许多部门，很难见其身影，但他却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。

  石国生是土生土长的苗族干部。许多人都评价说，在松桃历届县委书记中，他是最威严，也是最有水平的一个。确实，并非浪得虚名。如有一次开县常委会，我列席会议当时就在现场。县长不过迟到了几分钟，被石国生严厉批评，简直无地自容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红着脸没有申辩半句。

  在同一间会议室，几年之后，一次我参加区书会议，即县委召开的有县委常委，县政府班子成员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例会。这时候，县委书记县长都换了人。

  又是县长迟到了，但情况却天壤之别。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，怎么搞的，来晚了？与石国生书记那辛辣刻薄的语调相比，他客气多了，甚至不像是在批评责备。谁知仍触动了该县长敏感的神经，他勃然大怒，破口大骂起来，说老子就来晚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

  结果，这次区书会议，县长因赌气缺了席，县委书记也无可奈何。事后才知道，那天县长陪重要客人，喝多了。

  县里召开全县工作大会，区乡镇基层干部，县机关有关人员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云集于县政府大礼堂，有时会议秩序很难维持。有人窃窃私语，交头接耳，台上开大会，台下有小会。主持会议的领导，多次拿起话筒，反复提醒不要讲话，总是效果甚微。

  如遇到石国生在场，情况就完全不同。一次县里开大会，发现台下有人私语，他就在台上敲起警钟，说注意了，有农村同志开会带小孩来了，管好娃娃的小嘴巴，不要扰乱了会场。马上，会场鸦雀无声。大家都明白，石国生书记开始教训人了。

  说闲话的并非小孩。石国生确实看见了，在今天的会场中，有个别农村的妇女干部进城开会，把小孩子也带进来了。但台下讲话者，却是一些大人。如果真是小孩吵闹，家长会立即带人离开，会场的秩序是不会受一定的影响的。石国生是把讲话者，比喻为不懂事的小娃娃，进行辛辣的讽刺与挖苦。

  后来，石国生书记调铜仁地委工作。一次，我到地区开会遇见了他。他向我打听一位干部的情况，我回答说最近出事了。他“哼”了一声说，我离开松桃的时候，就给组织部门打了招呼，说这个人断不能用，他们果然不听，当耳边风。这种人，明明只配做茅斯板，可硬要拿去钉家先。这是松桃的一句土话，茅斯即茅坑，祭祖宗神位的地方为家先。你看一看，石国生书记的骂人讽刺有多幽默多厉害！

  调农工部工作不久，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文件，对农村林业工作进行改革，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林业“三定”工作，即“稳定山林林权，划定自留山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”。我被抽调到林业“三定”办公室，经常与县林业局的领导一道，深入农村基层，进行现场指导。

  划定自留山之后，对乡镇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。这项工作如责任不到位，稍不留神就会出现乱砍滥伐森林现象。有一个村寨，因为工作粗枝大叶，致使近百亩林地被毁，于是我写了一篇报道，寄往贵州日报编辑部。因为该稿件，配合了当时的形势，很快就在一版见报了。

  在甘龙区，有位名叫黄朝田的年轻护林员，为保护集体山林，六亲不认，恪守职责，从起初被很多人误解埋怨，到最后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，其事迹十分感人。于是，我把这一材料整理后，写成了一篇标题为“黄朝田的三板斧”的人物通讯，寄往中国青年报编辑部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不久居然在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上发表了。

  能上头版头条，特别是人物通讯，很不容易。这是许多专业记者，采写新闻稿件主攻的目标。况且中国青年报，是全国主流媒体有影响的大报，我能够短期内达到这样的高度，主要在于我的勤奋努力，也证明我具备新闻采访的基本素质与天赋。

  不久，我采写的一篇新闻“十名外省青年来我省苗乡办中学”，登上贵州日报头版头条，引起了不小轰动和反响。当时，我在盘信区下乡搞农情调查，听说在该区所辖的银岩乡，有一些外省年轻人在那里办学校。我听后感到是件新鲜事，蕴藏着较大的新闻价值。结果证实，我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。

  我新闻写作的最亮眼表现，是人民日报头版“今日谈”拦目，发表了我写的评论文章，标题为“吸水海绵”与“压缩饼干”。这篇评论文章，紧紧围绕农村基层组织，在农村年终填送报表的时候，存在着弄虚作假的一些弊端，进行了有明确的目的性的评论。

  人民日报的上稿率非常低，可能不到百分之一。如果是评论随笔杂谈等稿子，其难度就更加可想而知了。因为作为党中央的喉舌，在上面发表的言论，意义非同小可。因此，在人民日报一版刊登的这篇评论，尽管只有短短的几百字，其价值远远地超过我在其它报刊上发表的一些长篇新闻作品。同时，也成为我从事新闻工作达到了一定高度的重要标志。

  每三年，人民日报就会把该栏目的评论文章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汇编成书公开发行。编辑部曾把刊登了这篇文章的新书，连同稿费寄给了我。可惜这本书，在松桃县被一位搞新闻的朋友借去了，却始终没归还我。但这篇短文，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文章是这样结的尾——“吸水海绵”，水份多。“压缩饼干”，余地大。我们既不要“吸水海绵”，也不要“压缩饼干”，要的是实事求是。

  这篇评论文章的发表，在铜仁地区从事新闻写作的通讯员队伍中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。该文见报的当天，铜仁地委宣传部通讯科长高万能，就打来电话对我说，永安同志不简单呀，我搞了多年的新闻，都难上人民日报一篇豆腐干稿子，你这一上就是头版，还是评论文章，祝贺祝贺！

  高万能科长是我们铜仁地区新闻部队的带路人。他后来被提拔进入高校工作，曾任贵州大学党委副书记，贵州民族大学党委书记，全国人大代表。能得到他的肯定和赞扬，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。

  可能受到触动，我从此更偏爱评论文章的写作。在光明日报，经济日报，工人日报，中国青年报，农民日报，中国乡镇企业报，半月谈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，以及贵州日报，贵州经济报，贵州科技报和党的生活等中央和省内报刊上，发表了多篇评论。甚至发行量很大，采用率极低的大众电影，中国电视等刊物，也发表过我写的评论文章。

  我写的较有情趣且有些耐读滋味的一篇文章，是发表于贵州经济报的杂文“花猫的悲哀”。这是因一件真实情况出现后，而触景生情的感慨。

  家里客厅发现一只老鼠，我把房门关上了。但想逮住它正法并非易事。因为室内桌子板凳及堆放的杂物太多，始终没有办法将其捕获。这时，我想到隔门对面的刘表叔家，养有一只大花猫。

  于是，我去了表叔家，抱来了大花猫，要它助一臂之力。老鼠看到天敌，自然害怕，浑身都在发抖。在即将被花猫抓住的瞬间，老鼠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，顿时把花猫吓得屁滚尿流，老鼠趁机从一处未关紧的门缝中逃生溜走了。

  猫怕老鼠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很难让人相信。这能怪花猫吗？我们把它当作宠物饲养，本是老鼠的克星，但鸡犬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恐怕花猫也搞不明白，老鼠为何方神圣。养尊处优的花猫，早已忘记了自己职责。我们骄惯花猫，使其失职，让其堕落，难道不应承担一定责任吗！

  百感交集，思绪万千。我由此联想起子女的教育，人才的培养，这都需要家长和教师，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，让其经风雨见世面，不能成为温室里的花朵，成为这只可怜的“花猫”。

  贵州经济报是省人民政府的机关报，那里高手云集。该报居然把这篇杂文，作为该报新推出的星期刊发刊词发表，可见这篇文章，应该写得还算耐人寻味的。因为星期刊的文章是需要可读性的，何况是发刊词！但我认为，并非这篇杂文有什么独到之处，而是因为这篇文章，有普遍的敎育意义，加之又不失风趣幽默。尤其是这个敏感的话题，被我在生活中及时地捕捉到了。

  1982年底，贵州日报召开全省通讯工作暨通讯员表彰大会，我有幸成为十佳之一。

  贵州日报由贵州省委主办，是贵州主流煤体的大哥大。贵州日报的最佳，也能说是全省的最佳。因此，这次会议规格很高，省委书记朱厚泽出席讲了话，并亲自给优秀通讯员颁奖。

  朱厚泽书记是一位很有水平的领导，他后来升任中央宣传部部长。在鱼龙混杂，心高气傲的文学艺术界，是很难服众的，而他得到了广泛的好评，被称之为“三宽部长”。即他上任后，提倡在文学艺术界，要创造出“宽松，宽容，宽厚”的环境和氛围。

  受表彰的全省十名优秀通讯员，整个铜仁地区，只有我是其中之一，这是莫大的荣誉。我也知道，在铜仁搞新闻的同行，比我水平高的大有人在，一定不能骄傲自大，要虚心学习，百尺杆头，更进一步。

  从事新闻写作，并非我的主业。我在农委农工部的本职工作，也尽职尽责。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，都能圆满完成。业余时间采写新闻，不但不影响工作，还提高了我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，受到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。

  在大家的关怀爱护帮助下，我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。1982年11月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。由于我在新闻报道工作中表现出色，经过组织部门研究，在1984年初，调我到了县委宣传部，专职从事新闻工作。